我认识的信原尚武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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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经很长很长时间没有去东京有乐町的外国特派员记者俱乐部了。回国后的6年,加上在东京之外的地方工作了5年,算一算大概有11年了吧。今年6月,给媒体的老朋友信原尚武先生打电话,约他出来吃顿午饭时,信原又提出去外国特派员记者俱乐部,他好像特别愿意约我去那里,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上一次去该是十三、四年前了吧。

   那天我买了一架刚上市的单反相机带在了身边。说是12点在记者俱乐部见面,我提前了将近二十分钟到达了那里。那些英文说得很有日本口音的日本记者们,会和一些欧美记者三三两两地走进来,很热烈地议论一些政治经济上的事情。我知道日本记者之间的议论往往没有这么热烈。坐在大厅内的长椅上,一遍一遍地看俱乐部成员的照片,找到了几个还算熟悉的日本记者,其中也有信原先生。那大概是他四十多岁的照片,刚刚从英国担任记者站站长回来,脸上挂着英国人的气质,看上去不那么像日本人。

   在12点到来的前几分钟,步履健壮,大热天带着一顶黑色毛线帽子的人来到我面前,左胳膊夹着几份报纸。“王君!”他用很大的声音叫我,但我听起来却非常的生疏,感到那声音是如此的无力,衰弱。

   十几年前我们吃的是嫩烧小羊排,在那之前,妻子来东京,我们也是在这里见的信原先生,那时吃的还是这个。6月,信原先生给我点了小羊排,自己却选了咖喱米饭。“三个月前,检查出喉头癌,很小很小的那种,到医院做了个小手术,之后就是化疗,让我头发、眉毛差不多掉光了。好在是化疗停了之后,还能长出来。”信原先生说。

   因为我约了采访,匆匆吃完午饭,便要离去了。都是当记者的人,他知道我忙,催我赶紧走,自己却没有站起来,说他要休息一会。我似乎脑勺后面长了眼睛,觉得信原先生一直目送我离去。

    我们约好以后电子信联系,我没有回头再看信原先生一眼,离开了俱乐部。

   隔了三个月,我在北京读日本各大报时,见所有报纸的讣告栏上都刊登了这样一条消息:“信原尚武(产经新闻社元常务董事)19日因心力衰竭逝世,享年68岁。曾任伦敦记者站长、纽约记者站长、编辑局经济部长等职。”

   眼泪夺眶而出。

“报纸是需要经营的”

   我是在1984年第一次认识信原先生的,那时他已经是《产经新闻》的经济部长了。6月相会,算来我们已经认识了24年,信原先生从经济部长做到了编辑局长,然后又去富士电视台(日本收视率最高的电视台)担任过专务董事,去其他报纸任过重要的职务,到了这个时候,他给我的名片是产经新闻社顾问。“我并不管什么业务,当过董事的人,退休后都会在报社任顾问的,其实我并不管事,也不想给我的老部下,现在的董事、总裁等人添麻烦。”信原先生说。

   说到报社的经营,信原先生自然非常的老道,他讲了日本报业的整体危机,信息产业的迅速变化,网络媒体的咄咄逼人之势等等。当然也少不了中日关系。这方面我们观点相同的地方不是很多,我在很多时候觉得《产经新闻》在中国问题上的报道难以用公正一词来体现,把中国政治经济说得一团糟,但中国并没有因为产经新闻这么说了,就放慢了发展的脚步,日本企业也没有减少对中国的投资,我常常地认为,那样的报道让日本企业失去了很多商务机会,为韩国、欧美企业在中国的大踏步前进,创造了环境。信原先生一直微笑着听,我知道他当编辑局长的时候,产经新闻就是这么报道中国的,重大选题策划,他当然是亲自抓。不过他并没有反驳我,只是微笑着听,看看我把差不多的话都说完了,他问:“难道我们该和其他报纸一样报道中国吗?那样的话,还要我们干什么?”这么一回答,我一时没有了回复的语言。

   《产经新闻》对中国的报道方式,除了现在这个方式外,的确也难以找到其他的能区别于《朝日新闻》、《读卖新闻》的内容了。我相信信原先生对意识形态上的东西有充分的了解,但在报纸的经营上,他更看重的的是赢得读者,选择一个能区别于其他报纸的报道角度,去赢得读者。

   “报纸是需要经营的。”信原先生说。以至于在离开俱乐部以后,这句话很长时间都回荡在我耳边。

   人是很难改变自己的面貌的。24年前,信原先生风度翩翩,脸上带着一种欧美式的阳光。他现在老了,化疗带走了他的一直很浓密的头发,甚至连眉毛都变得非常的清淡了。说话已经不那么有力,听上去像是七、八十岁卧床不起的老人,但动作举止依旧没有太大的变化。从记者做起,到当上部门领导,再当上报社负责版面的领导,最后到负责报业集团的经营,新闻感加上对报纸经营上的定位,信原先生比普通记者做得更多,现在脸上没有了那种英美式的阳光,但很有日本式的沉稳淡漠中的自信。信原先生带着黑毛线帽子,外表看似乎和过去有了很大的不同,但我却觉得实际上他没有太大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