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时代的中国医患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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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发生在医院里的一个似乎司空见惯的小故事。某医院妇产科医生给一位农村来的患者看病时,刚问了一句话,未等患者回答,医生的手机响了,医生接了一个不长不断的电话后,接着为患者看病。这时电话又响了,未等患者回答什么,医生很习惯地拿出手机,接了电话。等这个电话接完了以后,紧接着又打进了第三个电话。医生还是接了。第四个、第五个电话先后跟进,医生也就在为这位农村妇女看病的时候,一个又一个地接了电话。

   门外站着一位国家机关的女工作人员。等病人看完病快要出来的时候,她走了进去。问医生:“您是不是刚才在看病期间接了五个电话?请问那些电话是不是和急救有关?”医生答不是。工作人员再问:“如果是你们医院的院长在这里看病,您会不会也接这五个电话?如果您的家人来看病,您也这么接电话吗?再请问,如何这位妇女的丈夫,一个身材魁梧,对医院有些怀疑的大汉就站在这里,您敢这么长、这么多地打电话吗?”医生无语。

   还是一个发生在医院的司空见惯的小故事。某医院要求医生在为患者看完病以后,说一声“谢谢”。上午11时55分,医院的老医生,叫了下一个患者的名字。一位老者在儿子的搀扶下走了进来。病得不轻,需要住院治疗,但现在这个时间办住院,显然有不少困难。12点半,老医生才通过自己的学生,在住院处加了一张病床,等差不多能够让老者去办住院手续的时候,时间已经快要到1点了。送患者出门的时候,想到还有病人等在那里,老医生想坐下来喘一口气。这是见老者的儿子,一位似乎在城里见过很多市面,年纪不大,但肚子不小的年轻人,转过身来对老医生说:“你还没有谢谢我们呢。”老医生无语。

   河北中宇律事务无所李惠娟律师对本刊说:“医患间的相互不信任,已经成为这些年的一个社会问题。重建这种信任体制,需要我们付出很大的努力,而且只有这种信赖体制得以建立,社会才能更加和谐。”

医患之间的互不信任

   李惠娟律师说,“医患之间最大的症结在于彼此相互不信任。”

   医患之间的信任关系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有学者认为,中国自打有文字记载以来,医患之间的不信任程度目前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有病人带着录音机去看病,揣着摄影机给医生录像。一个病人和一个医生,本来是一个相互依存、相互信任而且是要联合起来,共同对付疾病的关系,但这种关系在现在已经出现了巨大的裂痕。

   信任关系是最根本的问题,没有信任就需要产生出许多无谓的成本。整个社会的相互信任关系被破坏以后,社会的信任总成本加大了,医患之间的信任或不信任的成本同时也加大了。应该从根本上来说,构建信任是最有效的措施,也是最根本的措施。然而这是个细水长流的、循序渐进的过程,破坏到了一种程度的时候,很难一蹴而就。

   “要给医患关系开个处方,首先要建立信任。当然重新构建,拿什么来支撑这种信任,要从医务体制,所谓利益关系在内的相互关系所构成的体制出发;然后从文化角度,医生的角色不是作为一个工程师式的、冷漠的、纯粹的技术主义的,而是带着不可或缺的人文关怀,成为一个双重的角色。病人有不同的感受和需求,不能标准化。不同的感受和体验产生了不同的需求,需求的不同就产生了不同的冲突。

   在医院里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后来患者还把医生告到了法院。一个年轻女子感冒受凉,在医院看病时,需要做X光检查。按照X光检查的要求,病人应当脱去上衣,裸露上身。青年女子脱到内衣就害羞了,一害羞就犹豫、磨蹭。这个时候医生不耐烦了,连说:“脱光了,懂不懂什么叫脱光了,赶紧脱光了!”当医生大声呵斥患者的时候,患者的父亲在暗室外面听到,于是夺门而入,质问医生为什么要这样要求,有什么图谋,双方发生了争议。后来还吵到医院,医院说不清,又告到法院,患方诉医生侵犯隐私权。

   最后法院判定医生胜诉。李惠娟律师分析说,第一,《职业医师法》授权医生检查病人的身体,医生有诊断检察权;第二,年轻女子的饰品、衣物,各种材质的、形态的,会形成伪影,误导医生。为了避免这种情形,要求脱光上衣,裸露上身,完全符合一个专业人士的思辨;第三,从伦理层面讲,特定条件下,男性医生对女性进行某些检查时,女性可要求陪伴。但在X光检查的时候,不需要陪伴。

   法律层面能够把问题判断清楚,但是伦理层面考量,问题远没有解决。医生人品受到质疑。事实上,他可能是个非常端正的人。可是不了解他的人会对他质疑,他的医院、团队、他本人的社会评价也因此降低。一些无形资产流失,产生相应的负效应。

   很多医生没有真正按照符合人文和技术并存的要求去做。患方保持那么高度的警惕,既是已有的医患之间的信任度在下降,也是医务人员对待病人的态度、预言破坏了这种信任,没有构建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