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逸:文笔匠人的越境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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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逸作为一个二十多岁才到日本留学学习日语的中国人,在2008年拿到了日本最高文学奖“芥川龙之介奖”。大多数获奖后的作家,开始从乘坐轻轨地铁,改为坐出租,服装手袋开始时髦,但杨逸似乎没有太大的变化:穿很普通的一件上装,一条略微有些时髦的吊腿裤,没有夸张的金银首饰。在刚获奖的时候,日本轻轨地铁上满是获奖的宣传广告,她的小说《时光浸染》的广告也在轻轨火车上挂得到处都是,大照片当然也是在广告上刊出的。“我就站在广告的下面,发现并没有人注意到我就是大海报上的杨逸,就像我从来不会注意广告下面的人是不是和广告有关系一样。”5月15日,在南京金陵博物馆演讲前,杨逸笑着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对于别人称自己为“杨逸老师”,杨逸欣然接受了。获奖后她也还是在大学里教书,在中文学校中的教书工作则大都推辞了,这样可以集中时间写作。但对于别人称自己为“作家”或者是“小说家”,杨逸则推辞了。“作家或小说家都是我小时候的憧憬对象,我离作家、小说家还差得很远,说我是个文笔匠人更适合一些。”杨逸很谦逊地说。

   “匠人”是精于某个方面工艺的手艺人。杨逸笔耕不辍,称自己为“文笔匠人”更有与日本现代文坛通过作家描述自我内心的变化来阐述文学观点的做法有着很大的不同。把一种日本文学中尚没有表现的语言与内容带进文坛后,一个在语言等各个方面清新、粗矿的感觉让日本读者为之一振。近现代虽然有大量日本文学被翻译到了中国,中国的一些作品也被译成了日文,但中国人用日语写小说的并不多,外国人能够拿到

   日本文学最高奖的到目前为止也只有杨逸一人。

随着杨逸小说在日本走红,外国人写的小说以“越境文学”的形式在日本走上了新的阶段。过去欧美出身的李碧英雄、戴比特•佐比提、阿萨•比纳德等用日语写作,但终未能获取文学大奖。是杨逸让越境文学走入日本文学殿堂。杨逸之后,伊朗人西林•奈泽马费在2009年获得了日本文学界新人奖。以杨逸为代表的越境文学在日本渐渐地有了一些势头。

“没有了学生,便回家写小说”

   “2005年国内发生涉日游行后,日本学习中文的学生人数锐减,我教中文的学校也没了学生。回家没事干,我开始埋头写小说。”杨逸很轻松地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1987年,23岁的杨逸决定去日本留学。选择日本的理由十分的简单,“家里有个亲戚在日本,如果是在美国或者德国的话,我也许就去了其他国家。”杨逸回忆说。当然这时的杨逸还一句日语也不会说,到了日本以后,先要解决糊口问题,“一天打十几个小时的工,到了日语学校一坐在椅子上,眼睛就自然而然地合上了。”杨逸似乎在学校里没有学到太多的日语知识。

   在打工企业,在街头,杨逸从绝对瞌睡中醒来的时候,听到那比中文高出八度的日本妇女的会话,听到他们永远和声细语地欢快聊天的时候,让人感觉到这就是日本。人与人之间是那么的彬彬有礼,大妈大婶们只要接纳了你,你便是其中的一员,工作时的一点帮助,生活中的一句关照,让杨逸脸上也开始保持了永久的微笑。

   在到了日本以后彩色照片已经不再让杨逸感到新鲜。进入80年代,杨家收到了亲戚从日本寄来的彩照,那是杨逸第一次看到彩色照片,一切是那么的鲜明,照片上的亲戚笑得那么的甜。杨逸想,什么时候自己才能进入到那个充满色彩的世界里去。她现在来了,打工虽然是十分的艰苦,但除了看到照片中的色彩外,还听到了那么和风细雨般的语言。“我也提高了声调,和那些大妈大婶说:你好呀,今天天气可真好。看到她们笑,我也笑,每天乐呵呵的。”杨逸说。

   杨逸当过中文报纸的记者。父亲在哈尔滨的学校教语文,但文革的影响在那里似乎比其他城市要更长一些,家里并没有什么像样的小说。“那个时候是可以读历史的,家里的《史记》、《资治通鉴》等书,我就当做是小说一遍一遍地读。”杨逸说。

   有了这些中文知识,在报社当个记者并不困难,但靠报社给的那点工资,想在日本过上普通的生活则很不靠谱。

   教中文相对来说会好一些。但是没有想到2005年先后发生在四川、上海、北京的涉日游行,被日本媒体疾风暴雨般的反复报道后,中文学校的学生少了,杨逸的时间多了。“我开始有了种写作的冲动。想给中文报纸写小说,但那里的稿费太低。后来想了想,干脆用日语写,反正有得是时间。”杨逸的第一部小说,4万字的《小王》用了两个星期写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