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1”的日企中国战略不会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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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日企在刚刚渡过2008年秋美国引发的世界金融危机,让中国业务逐渐走向正轨的时候,突如其来的涨薪浪潮、人民币汇率变化,让企业再度出现动摇。但是我们认为,日企“中国+1”的战略,不会因为此次涨薪浪潮及人民币汇率将要出现的变化,而出现较大的改动。

   日本企业大都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走出去,先后在东南亚、美国、欧洲建立了自己的生产据点,有较长的国际化经验。进入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投资的重点开始转向中国,此次转变彻底地改变了以往的小规模的对外投资模式,让日本经济出现了巨大的变化。但是日本企业并没有把全部投资放在中国,即便在大力加强对华投资的90年代,也没有忘记在中国之外寻找一个平衡点,这个点有时是东南亚,最近较多地放在了印度、越南等地,日本称之为“中国+1”战略。

   如果和去年日企在华工资比,此次涨薪幅度在2成左右,看似非常的高,但若与日本及其他欧美国家的工资水准比,中国工人工资的水准大都只有欧美日的1/10左右。和工业化程度还不高的孟加拉等国比,中国工人的工资也只有那里工人的1倍左右。在工资规模上,将今后汇率的上升因素考虑进去,中国工人工资与其他国家工人工资的水平关系也不会出现太大的变化。从劳动生产效率看,中国工人使用的机器等大都要高于欧美日的水平,更是孟加拉、越南等国无法比拟的,属于世界最先进的生产工具。除去特别行业的特别加工生产内容外,中国普通工人的生产效率、产品质量与西方国家基本持平,同时数倍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单从工资角度看,产品的价格中劳动力成本所占的比率大大低于西方国家,中国劳动力市场依旧具有相当的魅力。

   在这里我们需要对中国市场及生产环境进行新的评价,搞清了在这些方面中国与其他国家的不同,佐证“中国+1”不会发生变化就会很有说服力。

涨薪及汇率变化本在预料之中

   进入2010年5月,中国各地日企均发生了涨薪浪潮。从媒体报道看,本田、丰田、尼康等工厂工人要求涨薪,本田及丰田的一些工厂已经停产,尼康无锡工厂工人因为车间内空气问题,数十名工人紧急住院。

   日企已经看到,中国工人这些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的工人大都为1990年以后出生的“90后”。他们与30年前迈出农村大门,走进城市打工的父辈不同,已经是完全新的一代人。

   父辈们可能在城里工作一段时间,攒够了回家盖房的钱以后,便退回农村,重新回归农业了。但90后的人,他们的父辈还大都在40到50岁,无需孩子立即回到农村务农。受教育程度有明显的不同。父辈们大都只有小学文化,而90后基本上普及了中学教育,很多人高考成绩要大大高于城里高考学生,只是受到了招生人数的限制及经济条件等原因,未能进入大学学习。90后不会工作几年后,攒上一笔钱就回农村,他们有更强的在城市里待下去的意愿,也有足够的在城市生活下去的文化背景,是今后城市化进程中转为城市居民的最大的后备军。

   但是,从工资情况看,90后的工资已经大大低于20年前父辈们的工资水准。20年前“研制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人挣钱多”。现在这种说法已经被人淡忘。到城里打工4、5年,回到乡下就能盖一栋房子也已经成为过去。90后绝非奢侈一代,但他们的工资除了每月的房租、饮食、手机费用以外所剩无几。特别强的在城市里生存下去的愿望,让他们必须为提高自己的工资而呼吁。

   相对来说,包括日企在内的企业,并没有足够重视这个阶层的新要求。一味地认为应该长久地利用中国工人工资低的特点,造成了在汽车工厂工作的工人,基本上一生都无缘使用上自己生产的产品可悲现象。美国、欧洲、日本的汽车工人在60年前也许是这样的,今天他们是那里的最重要的汽车产品消费者。到了中国就一下子倒退了几十年。企业应该让自己工厂的工人看到有一天自己也能购买一辆自己组装的汽车这样的机会。给他们以希望,给他们这样的工资待遇,也最终给自己的产品带来更大的市场。在欧美日的企业行为模式,应该搬到中国来。如果企业眼里只有低工资的劳动力,那么中国汽车市场在发展了一个阶段后,就不会有持续的后劲。汽车如此,其他家电亦同。薪水的上涨,本属理所应当,是企业最终在中国扩大市场的一个先决条件。

   汇率变化同样是企业早已经看到了。中国清楚地看到了1985年广场协议后日元升值,日本资本失去了投资方向,大量投放在了股市房市,带来资产泡沫,而资产泡沫的崩溃又导致了日本20年失落的过程,也知道日元坚挺在促进日本产业转型,日本由产品出口大国转变为资本大国的过程,但中国不希望出现广场协议后日元快速升值的现象。小幅度的提升人民币汇率,将是中国选择的一个方向。而这样的浮动汇率,既能够缓和国际社会对人民币汇率的压力,也能一定程度抑制国内通货膨胀趋势,是所有企业所共同期望的。

   涨薪、汇率变化不足以让日企对“中国+1”战略进行重大改变。

在生产条件及市场环境上中国依旧有绝对魅力

   中国实施改革开发政策三十余年,头十年属于试行状态,经济的快速发展主要是后二十年的实现的。从日本战后复兴的过程看,也有经过十年的铺垫,才有了1955年以后的高度增长的前例。

   单从工人的工资角度进行比较的话,中国已经超过了越南、印度等国,但不容否认的事,中国在汽车等机械制造方面,零部件的生产能力、国内交通运输条件不是正处于发展中的其他国家所能够比拟的。这种工业制造能力、技术水平、劳动力保有状况,也大大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不会因为工资、汇率方面的一点变化而简单地另辟蹊径。

   中国的国土面积相当于几个或十几个小国,人口更是其他国家的十几倍到几十倍。在中国流通一种货币、基本使用同一种语言,消费者虽然在收入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别,但消费心理状态却比较一致。在其他几个国家内不一定能够开拓的市场,在中国开拓起来相对要简单很多。从大众消费的快速食品、服装到比较昂贵的家电、汽车,外国企业均能在中国拿到较大的销售量,而且这里能够容纳较多的品牌,较多层次的商品。中国为所有企业提供了最大、最富有增长前景的市场。

   企业是否会放弃中国市场,转而去中国周边国家或地区,通过向中国出口的形式,来规避劳动力价格及外汇汇率的上升呢?这样的企业会有的,但考虑到进口的关税、物流方面的时间成本等,新建工厂可能会选择一些中国以外的国家,停止在中国的生产,候鸟般地迁徙其他国家的可能则不是很大。本来在这个市场、这个生产基地的竞争已经相当激烈,加入其他要素后,杀回这个市场,则无疑增大了竞争成本,这不会成为大多数企业的选择方向。

   对于一个生产成本依旧低廉,市场具有很好前景的中国,日企“中国+1”的战略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

         (原载《东亚企业家》2010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