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瀛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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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候,记者应该站在第一线”

   地震后,不断有中国媒体的朋友打来电话,说是要去日本采访。需要介绍采访对象,需要找住宿的场所的时候,我也因此和日本的老朋友原英次郎联系上了。接到我的电话后,他来了这么一句:“在这个时候,记者就应该站在第一线上。”事实上,此时他自己也做起了记者,这着实让我大吃了一惊。

   原英次郎先生曾经是日本《东洋经济周刊》的主编,这个刊物在日本非常有影响力,有着100多年的历史。之前《东洋经济周刊》有一任主编叫石桥湛山,在1950年代还曾做过日本首相。1940年代,石桥主编曾坚决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因为这个原因,杂志还被查封过。战后,他还提出特别著名的一个观点─日本就是一个“小日本主义”,不要去掠夺别人的国土和财富,在自己几个小岛上做自己的事就好。他还主张和中国建交,就是这种观点的他最后还当上了首相。可惜的是,他身体不好,首相没干多久就病了,没办法就退下来,很快也就辞世了。

   谈起这段掌故,是想交代下这个杂志的特质。当时,他们的杂志社的老主编,不做主编,去做首相了;很多记者不做记者之后也都会选择去做国会议员。这个杂志有一种很强的从政传统。原英次郎曾经受这种气氛影响很深,但让我感到吃惊的是几年前就辞去主编的职务的他并没有选择跟别人走一样的路,反而在地震中做起在网络上发稿的记者来。

   我跟原英先生第一次见面是1993年,到现在也快20年了。我是很自然地就与他成为好朋友的:我们都是日本庆应大学的毕业生,我在那里读的博士,他读的本科,都学经济,还是同一个老师带出来的,算是同门。

   庆应大学与早稻田大学并称“日本私校双雄”。日本大学里,校友会的力量很强大,每届都有同学会,会经常组织聚会。我和原英先生相识就是通过校友会。关于庆应大学,讲点题外话: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桥本龙太郎和知名政治家小泽一郎都是庆应大学的校友、系友。

   第一面,就知道他是个与众不同的人。当时他穿了个格子衬衫、牛仔裤跑过来——在日本正式场合穿着很讲究,通常男人都要穿西服、白色衬衫。人群里只有他穿花格子衬衫,所以印象非常深刻,感觉他是一个很自由的人。前两年,我去日本,又见到他,他还秉持着这样的风格,即便穿西服打领带,也会戴一个白色的大宽边眼镜,总是跟别人不一样。

   我和他是庆应同门,又都做过媒体,都有一种责任感,算得上志同道合。我很佩服他能够毅然决然地离开这个杂志社,重新闯荡,并在此时做一个普通记者,自己去一线采访,并把消息公布出去。作为一个多年的媒体人,他也太清楚此时新闻应该做些什么,与一般记者不同,他会去发现更多的问题,比如采访一些美国专门做危机处理的专家和日本的核电专家,他想从更高的层面探讨这个国家到底出什么事情了,为什么会这样。

   我想如果他一直在杂志社做主编的话,他是没有这个时间,用这种方法去探索的。日本大多数具有上百年历史媒体的新闻操作方法,一般都是要从政府拿到消息了以后,左右评价,然后再把报道推出去。原英先生却不同,他更多的是去采访日本主流媒体不去采访的专家或者去采访那些观点比较激烈的人,但我知道原英先生绝不是说话不负责任的人。

   他的这种理念,跟过去的一些日本媒体人是不太一样的。现在,他用的是另外一个方式,就是不依靠政府,不依靠著名的媒体,而是一个纯粹媒体人的形式,非常有责任地把自己采访到的各种信息传播出去。这对日本原有的媒体方式,是种补充。

   地震海啸之后,日本媒体发表了大量的一线报告。核电事故的报道要比地震海啸艰难很多,企业方面能够披露的信息有限,原英先生这样的独立媒体人,也一直没有离开东京,不断在网站上发出相关文章。日本民众最终能保持冷静,和这样的记者、这样的舆论环境有着很大的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