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瀛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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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_陈言

   这个国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一定会像转眼间开放的樱花一样繁盛起来。我相信日本有这个能力。

   我是2003那一年,离开日本回国的。有人问起我,会不会对日本的生活比较留恋,我不知道如何作答。其实回国之后,我每年也都有数次机会去日本,这到底是“去”还是“回”?其实,我倒觉得自己从来没有离开过日本,如果不曾离开,又何谈留恋?

   写起我和日本、和日本朋友们的故事总觉得无从落笔。知道的故事多,熟悉的朋友多,从老师、同学、学生、媒体同仁,到经济学家、企业家,再到政界的普通官员、市长甚至首相一级的政治家,他们在我生命中的一些时刻进进出出,我甚至没有细想过这些人对于我的意义,只是温暖而亲近。这种情意也无从表达,只是在这次地震后,所有的感情都变成担忧。

   在3月11日后的几天里,我打了几十个电话去日本,往来日本的E-mail也有数百封,知道他们都平安,才觉得安慰。尽管猜测一些离震区较远的朋友,应该是安全,但仍要打个电话过去了,才觉安心。现在回头想想,自己的朋友,从数量上,日本人甚至比中国人还多。

   在国内媒体上,对于日本地震和核电站事故的报道中,日本人面对灾难的从容、有序,日本媒体在信息披露和稳定民众情绪中起到的作用,甚至日本官员的尽责都给中国民众留下比较深的印象。这些都唤起很多中国人对我们邻近民族的好奇和敬意。我在日本十多年的经历,那些感性而零碎的观感片段,也随之被唤回,那是日本于我又模糊又清晰的另外一个面孔。

“天皇不走,我们也不会走”

   地震之后,我给东京的朋友吉川明希打电话,她非常的镇静,告诉我一切平安,并向我描述了地铁停运后的状态——蜿蜒的人流向几公里、十几公里,甚至二十几公里远的自家徒步走回去。从东京周边的公路上到处是人,路两旁不时会看见不少人家的门前贴出“我家厕所对外开放”、“免费供应热水”等字样的纸条,为那些步行的路人提供着一点力所能及的服务。

   那是我可以想象的一种秩序井然的状态,是我所熟悉的日本。

   吉川是一个我认识了20多年的老朋友。1989年,我刚到东京大学读书时也兼职做一些翻译的工作,她那时候正好开了一家翻译公司,我因此认识了她。曾经做过日本著名政治家后滕田的秘书的她是典型的日本女强人类型:平时充满了活力和热情,发起火来则会大声斥责甚至破口大骂,一旦遇到大事又是出奇的镇定、理智。

   福岛核电站的核泄露事件之后,我还是有点担忧,问吉川以及一些朋友要不要离开东京,或者到北京暂时躲避一下,他们都说不用。我起初有点不解,即使不离开日本,开车去西部比较安全的地区,也很容易,为什么就不离开东京呢?后来感觉,他们还是比较相信政府。他们给出的理由有三:一是天皇都没走,他们当然也不走;二是日本的精英们比如高级官员、媒体们都没走,普通人当然也没有走的必要;第三则是在东京有军事基地的美国人也没走,一旦真有什么事,美国人应该早就跑了。

信用至上

   那是1989年4月,我第一次到日本,印象里就是繁华,真是不能想象的那种繁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日本让很多中国人羡慕的就是其经济的飞速发展以及其带来的那种繁华,现在在中国也出现了许多繁荣都市,这种光环反而退了色。

   当时的日本之富庶触目可及,林立的楼宇,飞速的新干线,对于从物质匮乏的中国来的留学生而言,还有一件新鲜事:随便走在街上,都能捡个电器回来——冰箱、游戏机、洗衣机、电视……当时我的一个中国留学生朋友,就总换冰箱,捡一个回来,用一段时间扔出去,再弄一个回来。电脑那时在国内还很少见,在日本街头,也可以捡到,拿回来还都是好用的。

   那时正是日本泡沫经济发展最快的阶段,当时中国的GDP,只是日本的1/10左右吧,人均的1/100。那种经济迅速发展的景象给我很大的冲击,甚至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我大学时的专业是日语,毕业后在国内做了5年日语老师,后来当了两年的翻译,到日本东京大学留学的时候,本来是计划学习新闻,并且已经完成了两年的学业,但后来还是决心改学经济,因为我当时深刻体会到日本是一个经济大国,要深入学习和了解日本最终还是要从经济入手,所以就放弃了新闻,转到了庆应大学学习经济。上博士二年级的时候就开始边上学,边在大学执教,成为那所学校建校100多年后,第一个在经济系当助教的外国人。

   我一直都觉得,日本是一个非常讲信用的国家,至少我在日本的十几年里是这样的。我在日本大学里写的硕士和博士论文,老师都是逐字评论,每一个字、每句话老师都会修改斟酌。受老师的影响,我后来看学生论文时也这么做,根本不会出现如今国内不时曝光的抄袭问题。再比如说买东西时,也没有人去砍价,标示多少价就掏多少钱,包括在自由市场上面,因为店家很少会欺诈顾客。我在日本的时候也没听说过三角债,企业会因为经营不善倒闭,但不会有企业明明有钱却仍然借钱不还的事件发生。这种诚信文化,反映到大的社会事件里,我们就会看到日本国民的心态非常平静,社会非常有序。

市长的两部手机

   这次地震发生后,中国民众会发现,尽管日本会有民众对政府的处理方式感到不满,但总体上,他们还是信任政府的。

   这种信任是有来源的。我来讲个我接触过的野村兴儿市长的故事。

   十几年前,我在日本山口县萩市曾生活过一段时间,那时我从庆应大学转到萩国际大学教经济方面的课程。每月都会和萩市的市长野村兴儿有一个见面的机会。

   野村兴儿原来是日本经济产业省的官员,懂经济,因为出生在萩市,后来就回来竞选当上了市长。大概是1998年左右,他听说有一个外国人来市里的大学做教授,又是名校出身,就约了我见面。他也是东京大学毕业,与我算是同学,聊得很开心,后来我们就常常见面。我们当时还成立了一个政治经济联谊会,每个月都在小酒馆里聚聚,一边喝酒一边聊天。

   一米七几的他有点微胖,日本市长不像中国市长,前呼后拥,他来去都是一个人,没有秘书跟着,也没司机接送,约吃饭更不会坐豪华车。平时联谊会会有六七个人参加,年底则会多些,二三十个人,有学者,也有当地官员。每次去酒馆,谁先到谁就坐上席,如果他后到,就坐在下席。他只喝啤酒,且每次只饮一杯。通常开始的时候倒满了,碰一下杯,他喝一小口。日本人是不劝酒的,只要杯里还有酒,就不继续倒,最后要散了,才会把这一杯剩下的酒喝完。

   他每次出现总是西装革履,有意思的是我发现他有两部手机且从不离身,还有一点奇怪的是有部手机基本不用,但电总是满的。有天,我晨练的时候碰到他,两个手机都还别在腰上。我后来忍不住就问了他,这两部手机的用途。他告诉我,这两部手机一部用来日常联络,另一部则是在紧急情况下,接通市内广播,向居民直接传递灾害信息用的。

   萩市三面临海,更像个半岛,台风、地震等自然灾害很频繁,暴雨的时候还要对付泥石流。野村市长一个重要的日常工作就是防灾抗灾,比如在台风到来前几小时,用广播、无线电的方式把外出的渔船叫回来,躲避灾难。这时市长会按事先制定好的程序,遇到多大的台风,该发布哪个级别的抗灾信息,一切都有章程可循,市长遇事不慌张,市民自然也不会慌乱。

   有个细节还可以交代一下,在日本每家的电视都有个机顶盒,但和我们中国用的机顶盒不同,日本的机顶盒在收到大的灾害预警时会自动打开电视播放警报,告知居民应对。我在山口县期间家里的机顶盒从未启动过,只是有几次从广播里听到过山洪预警,但都不是很大。如果处于危机时刻,我想野村市长会直接发布命令,让人们去学校避难,或者让当地的公务员去救灾的。

   有野村这样训练有素,比较尽责的官员,有特别清晰的防灾指挥和预警系统,再加上日本国民在日常生活中,经历过相关训练,所以在东北大地震、核电事故到来时,整个指挥系统不会出现大混乱,日本民众依然能保持平静,相信政府。

“这个时候,记者应该站在第一线”

   地震后,不断有中国媒体的朋友打来电话,说是要去日本采访。需要介绍采访对象,需要找住宿的场所的时候,我也因此和日本的老朋友原英次郎联系上了。接到我的电话后,他来了这么一句:“在这个时候,记者就应该站在第一线上。”事实上,此时他自己也做起了记者,这着实让我大吃了一惊。

   原英次郎先生曾经是日本《东洋经济周刊》的主编,这个刊物在日本非常有影响力,有着100多年的历史。之前《东洋经济周刊》有一任主编叫石桥湛山,在1950年代还曾做过日本首相。1940年代,石桥主编曾坚决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因为这个原因,杂志还被查封过。战后,他还提出特别著名的一个观点─日本就是一个“小日本主义”,不要去掠夺别人的国土和财富,在自己几个小岛上做自己的事就好。他还主张和中国建交,就是这种观点的他最后还当上了首相。可惜的是,他身体不好,首相没干多久就病了,没办法就退下来,很快也就辞世了。

   谈起这段掌故,是想交代下这个杂志的特质。当时,他们的杂志社的老主编,不做主编,去做首相了;很多记者不做记者之后也都会选择去做国会议员。这个杂志有一种很强的从政传统。原英次郎曾经受这种气氛影响很深,但让我感到吃惊的是几年前就辞去主编的职务的他并没有选择跟别人走一样的路,反而在地震中做起在网络上发稿的记者来。

   我跟原英先生第一次见面是1993年,到现在也快20年了。我是很自然地就与他成为好朋友的:我们都是日本庆应大学的毕业生,我在那里读的博士,他读的本科,都学经济,还是同一个老师带出来的,算是同门。

   庆应大学与早稻田大学并称“日本私校双雄”。日本大学里,校友会的力量很强大,每届都有同学会,会经常组织聚会。我和原英先生相识就是通过校友会。关于庆应大学,讲点题外话: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桥本龙太郎和知名政治家小泽一郎都是庆应大学的校友、系友。

   第一面,就知道他是个与众不同的人。当时他穿了个格子衬衫、牛仔裤跑过来——在日本正式场合穿着很讲究,通常男人都要穿西服、白色衬衫。人群里只有他穿花格子衬衫,所以印象非常深刻,感觉他是一个很自由的人。前两年,我去日本,又见到他,他还秉持着这样的风格,即便穿西服打领带,也会戴一个白色的大宽边眼镜,总是跟别人不一样。

   我和他是庆应同门,又都做过媒体,都有一种责任感,算得上志同道合。我很佩服他能够毅然决然地离开这个杂志社,重新闯荡,并在此时做一个普通记者,自己去一线采访,并把消息公布出去。作为一个多年的媒体人,他也太清楚此时新闻应该做些什么,与一般记者不同,他会去发现更多的问题,比如采访一些美国专门做危机处理的专家和日本的核电专家,他想从更高的层面探讨这个国家到底出什么事情了,为什么会这样。

   我想如果他一直在杂志社做主编的话,他是没有这个时间,用这种方法去探索的。日本大多数具有上百年历史媒体的新闻操作方法,一般都是要从政府拿到消息了以后,左右评价,然后再把报道推出去。原英先生却不同,他更多的是去采访日本主流媒体不去采访的专家或者去采访那些观点比较激烈的人,但我知道原英先生绝不是说话不负责任的人。

   他的这种理念,跟过去的一些日本媒体人是不太一样的。现在,他用的是另外一个方式,就是不依靠政府,不依靠著名的媒体,而是一个纯粹媒体人的形式,非常有责任地把自己采访到的各种信息传播出去。这对日本原有的媒体方式,是种补充。

   地震海啸之后,日本媒体发表了大量的一线报告。核电事故的报道要比地震海啸艰难很多,企业方面能够披露的信息有限,原英先生这样的独立媒体人,也一直没有离开东京,不断在网站上发出相关文章。日本民众最终能保持冷静,和这样的记者、这样的舆论环境有着很大的关联。

没想到会发生核电事故

   这次地震引发的福岛核电站事故,对我的震惊最大。因为,我完全想不到日本的核电站会出这么严重的问题。我曾经多次参观过核电站,第一次是在日本内阁府工作的时候,第二次是2009年去日本岛根核电站,更详细地看到了核电站建造的全过程。

   1995年,日本当时的首相是桥本龙太郎,他是庆应大学的毕业生,而且是从我们系出去的,因为这重关系,当时想从我们系里调一个人,去内阁府当秘书。桥本也没把我当成外国人,就让我去做了这个秘书。我在内阁府专门从事技术革新和技术转让方面的工作,有机会接触了很多日本大企业,也去看了很多日本的工程,这其中就包括核电站。对于从内阁府过来的人,其实是没有任何保密而言的,所以我了解的情况还是相对比较多的。

   2009年,我又去看了岛根的核电站,这次是以记者身份参观,回国后还写了一篇很详细的文章。当时他们不仅让我看了核电站建造过程,还看到了装反应堆的外壳的整个焊接过程、实验过程、制作过程等。当然我并不是核电专家,如果是核电专家的话,肯定很多环节也不会让我看。不过,我在日本,从经济学的角度作过相关技术研究,也看过很多关于核电站的书籍尤其是反核的书,我能从中找出一千个一万个理由来,但绝对找不出某一天当海啸过来的时候,会把核电站某些机器打坏了,最终导致核电站出现问题,没有任何人说过哪怕一句这样的话。在日本,反核的人太多太多了,企业自己也在不断作研究,但唯独没有想到过这个。

   就好像希腊神话里阿喀琉斯的脚后跟,神也有弱点,只是不知道这些弱点最终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显露出来,而它很可能就是一个全盘皆输的爆发点。这也是这些天来感触最深的地方。

   不过,对日本,我还是很有信心的,地震海啸能瞬间夺走众多日本人的生命和财产,但这个国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会像转眼间开放的樱花一样繁盛起来。我相信日本有这个能力,也有这个毅力。

《南都周刊》2011年3月28日

http://www.nbweekly.com/news/201103/13940.asp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