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踪日本“核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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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约撰稿陈言报道

   笔者数年前去福岛县双叶町采访的时候,未到村口,远远就看到了村口的横匾:“核电之乡求发展,幸福繁荣展未来”。往日的喧嚣和骄傲,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烟消云散

   中国北方一些渐渐富裕起来的村子,会在村口立一个牌坊,在上面写上村名。日本没有这个传统,只有个别富到流油的地方,才会立一个像是牌坊的横匾。

   笔者数年前去福岛县双叶町采访的时候,未到村口,远远就看到了村口的横匾:“核电之乡求发展,幸福繁荣展未来”。一个平凡的小村子,由于有了核电站,也变得骄傲起来。

   自从1967年东京电力公司开始在双叶町、大熊町建造核电站以后,这两个村子一直是日本核电站事业的最大“据点”。到了1975年,紧挨着这两个町的富冈町及双叶町建了东电第二核电站。沿太平洋一侧,10余座核反应堆在短短的十几年中建设了起来。如果从海上看过来的话,方方正正的核电厂房一字排开,无论是建筑物本身,还是其身后高耸的送电塔,都让人肃然起敬。数千万东京首都圈居民的日常用电就靠这些核反应堆。

   不过,自从3月11日发生地震及核事故以来,这些村子的面貌也发生了巨变。现在再走进双叶町,除了自卫队、消防队的汽车外,已经很少能看到民用汽车了,居民更是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往日的喧嚣和骄傲,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烟消云散。核电站方圆30公里内的人全部被疏散,而且何时能回来,没有哪位官员能够说清楚。

   即便是30公里外的人,也不能放心生活。日本媒体不断在质疑政府的“30公里”,称“美国划出的是方圆80公里的疏散范围”,距离核电站230公里的东京也仍在“谈核色变”。

   一个技术绝对强大、经济非常稳定的国家,忽然因为一场事故导致了社会恐惧、进而出现“核难民”现象,这几乎超越了任何人对日本的可能想象。日本迄今为止所经历的一切,应该在让人唏嘘之余,给我们很多警示。

核官员临阵脱逃,“核电奴隶”随时准备赴死

   追根溯源,核电站出了事故,到底会让周围多大范围的人被殃及,核电站运营方东京电力公司和日本政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信息。

   3月12日,伴随菅直人首相在核电站现场办公的核安全委员会委员长班目春树就突然不见了,直到23日前一直没有再在媒体前露面。

   这是一位能直接“奉劝”政府采取具体措施、命令企业必须做哪些工作的日本核电最高领导。十几天时间内,菅内阁开了无数的会,表了数不清的态,但未见专家委员会从专家的角度对核电事故的处理提出明确的具体措施。

   另一方面,东京电力公司方面发出的核电专业新闻稿,又实在让人看不懂。每一句话似乎都说了什么,但连起来看又什么都没说,而事故却一天比一天严重起来。

   本应在核电站常驻、监视整个核电站事故处理过程的经济产业省“原子力安全保安院”的7名检查官,“从15日到22日之间已经撤离了核电站”。到22日保安院再次派两位检查官进驻核电站时,人们才知道,核安全官员临阵脱逃了。

   而当时负责抢救核电站的工人们,有时一天要工作20个小时,吃的只有两个饭团,喝的是几口蔬菜汁。法国媒体称这些工人为“核电奴隶”,是一些随时准备死在一线的人。

   经济产业省的官员则是在几十公里外的福岛县政府大楼里指挥工作、发布信息,他们并不知道前线真实的问题在哪里。等这些信息再传回东京,就更加模糊不清了。

   官房长官枝野幸男因此在事故中做出了很多前后矛盾的表态:

      “(核事故)不会影响市民的正常生活。”

      “需要10公里范围内的居民疏散。”

      “30公里内的居民应该离开。”

      “全凭自愿。”

      “政府能否给出一个准确、迅速的信息?”福岛县知事佐藤雄平后来对来视察的中央政府大员很不满意地说。

       “40年了,我们福岛县为了给东京供电尽心尽力,现在遇到了这么大的事故,国家该有个诚挚的态度。”佐藤知事在中央大员离开后对媒体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