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的日本心理是如何形成的?

打印

   快三十年前了。研究生院的同学中,有一位姓"田畑"。其他同学说,他父亲在TBS电视台工作。我也看电视,见评论员"田畑光永"熟悉中国,经常谈中国问题,每次节目时间有二十分钟左右。每次都是他一人谈,觉得很不得了。

   大约是二十年前了,在一个学会里见到了过去只在电视上见过的同学的父亲田畑光永先生。那时他已经是大学的教授了。属于那种在媒体退休后,去大学做教授的名人。他一点架子也没有,平易近人。落草到了学界后,谈话也很理论,不过也还是让人听起来简明易懂。

   今年5月,我在国际善邻协会有个演讲。演讲结束后,站起来提问的是田畑先生。很多年未见,他几乎没有什么变化,推想一下他该是81岁了,但看上去也就六、七十岁,提了很多问题,让我大汗淋漓,赶紧记录,分别作了详尽的回答。

    "这是我写的书。"田畑先生交给了我这本他的巨著。我拿在手里觉得很沉。在回国途中,利用乘电车、候机、乘机、乘机场班车回家的将近十个小时,大致把书读完了。

   看看出版社,是御茶水书房,知道这是专门出版学术(不太好卖的)著作的专业出版社。一位从事媒体工作近四十年,然后再进大学当教授的老者,天天去国图(国会图书馆)翻阅1945年到1952年的主要大报,然后写出这样一本厚厚的专著,这让我非常的敬佩。

cnnews_p273594_1.jpg

   现在的敬佩已经不是三十年前在电视前看他滔滔不绝地谈中国问题,分析得是那么精湛,那种让中国人听起来也具有同感,那种发自内心的敬佩。也不是二十年前在学会里见到田畑先生时的敬佩。

    "中国学"很难说是一种有系统的学问,加上这几十年,从业人员太多,鱼龙混在,愈发说不清楚这门学问该怎么定义了。

   田畑先生跨入这门学问,通过自己十余年读资料,整理脉络,最后写出一本大部头著作,这样的做学问的精神,让日本的中国学还保持了学问的体统。

   田畑先生用将近二十年时间写作了这本书,谈1945年到1952年空白的中日关系。

   这个时期该是日本反省战争最强烈的时候。从田畑先生的研究看,日本媒体的报道主要集中在了国共内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抗美援朝、日本与战胜国之间的媾和及1952年莫斯科经济会议后,日本国会议员首次对中国访问上了。

   在中日战争问题上,尤其是中日两国谁最后胜出,谁又在战争中失败,这个很大的问题,但在1945年到1952年期间并未在日本成为人们注目的问题。

   败给了美国,更多地成为了日本普通市民的一种感觉。这种感觉也延续到了现在。

   田畑先生梳理了战后8年日本对中国的报道,分析了为什么日本民众并没有明确的在中日战争中"日本战败"的感觉。

   这是一本非常有阅读价值的书。